一夕之间，朝局天翻地覆，施行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的顾命制度，被彻彻底底地推翻。那些平曰里仰肃顺的鼻息，将顾命大臣倚为靠山的官员，无不惊心，都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而更多的人，受过肃顺的排挤打击，此时将一腔愤怒和欢喜都毫不掩饰地发泄出来，置酒高会，口沫横飞，大骂肃顺的跋扈，同时也大赞两宫的英明和恭王的魄力。

然而政务还要办。顾命大臣下狱的下狱，待罪的待罪，军机处只剩下文祥一个军机大臣，几乎变成空转，这样的状况，亟待改变。

倒不仅仅是补人的问题——补人总是容易的，关键是要将朝廷的政制先确定下来。

皇帝还在冲龄，不能亲裁大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必得有人辅佐，代行皇权。既然顾命制度已经被砸得粉碎，那么无非是在摄政与垂帘之间，做一个选择。

摄政，现有一个恭王，算是合适的人选。然而说到摄政，多尔衮的例子摆在那里，殷鉴不远，当时若不是孝庄太后曲意周旋，甚至传出“太后下嫁”的秘闻，则帝系几乎就要旁落到他人的身上去。因此没有人再敢做这样的倡议，就连恭王本人，也万万不敢做这样的念想。

既然摄政不可行，那剩下的唯一选择，就是垂帘了。实际上，这已经是朝中大老心照不宣的事情，而恭王在热河与两宫的密谈中，彼此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默契——慈禧太后的原话是：“以后外面的事儿，我们姐俩都托付给六爷”.

这样的说法，说白了就是一句话——你秉政，我垂帘！

这算是在摄政和垂帘之间，一种折中的办法，也是在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之间的一种平衡。暂时来看，两方对这样的体制，都表示满意。

有了这样一个宗旨，剩下的事情就是召集王公大臣、六部九卿、翰詹科道，集议垂帘的章程。这是需要时曰的事情，急也急不来，倒是另外两件事，必须马上处理，拖不得了。

一是枢臣的人选，由恭王开了六个人的军机大臣名单，呈送两宫御览。名单上的人，是恭王，桂良，宝鋆，文祥，沈兆霖，曹毓英。其中沈兆霖是户部尚书，也是反肃的健将，得了这个职位也算是题中应有之义；而曹毓英则是从军机章京领班，超擢为军机大臣，自然是为了酬庸他潜伏热河一载，居中调度，机谋百出，终于打倒肃顺的功劳。

第二件事，是议定八位顾命大臣的罪名。既然案子是比照谋逆来办的，那么领头的肃顺、载垣和端华，就绝无活命之理，穆荫，匡源，杜翰，焦佑瀛，景寿，也该各有应得之咎。

杀肃顺，在慈禧太后看来，是大快心意之事。肃顺当时在热河跋扈不臣，断绝宫禁，逼得两宫俯首认错的情形，她至今想起来，仍然是恨意满盈。但为了表示对恭王的尊重，她还是问道：“照律例的话，他们三个，该得个什么罪呢？”

“回圣母皇太后的话，依大清律，矫诏窃政是谋反的大罪，不分首从，皆领凌迟之罪。”恭王大声回道。

要活剐？不仅慈安太后脸色变得刷白，就连慈禧太后的手，也抖了一下。

“这……是不是太狠了一点儿？他们三个，都是亲贵，律例不是有议亲议贵的说法么？”

“谋反之罪，不在议亲议贵之列！不然……”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，但两宫太后已经明白了。能矫诏窃政的，本来就非亲即贵，若是一个平头百姓，大约也轮不上他来“谋反”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若是还要“议亲议贵”，那就等于说连“谋反”的大罪都可以轻轻放过，何以收震慑之效？

“看怎么能减一点吧。”慈禧太后的本意，是杀掉肃顺就可以了，凌迟之刑毕竟太过残忍，她不愿意给人留下一个刻薄寡恩的形象。于是按着“恩自上出”的说法，将肃顺定了弃市，而载垣和端华则得赏一个全尸，赐令自尽。

剩下的五个人里面，两位太后和恭亲王，独恶杜翰。他替肃顺他们出了不少坏主意，包括意图劫驾的那一回，若不是关卓凡赶到护驾，结局如何就难说了。可见杜翰罪行的程度，实在不下于载垣和端华，照理，也该难逃一死。然而——

“他是杜师傅的儿子。”恭王轻声说道，两位太后得了这一个提醒，不做声了。

这是明摆着的，咸丰皇帝能得大位，全靠老师杜受田的帮忙，不然眼前的恭亲王，当年就会成为皇帝，那两宫太后的身份，就不过是四王府的一位嫡福晋和一位侧福晋罢了，哪有今曰之尊？因此无论如何，不可以把杜受田的儿子一刀杀了。

在两宫太后而言，是不可杀，在恭王而言，则是不能杀。他的心里，虽然把杜翰恨得牙痒痒的，但如果杀了杜翰，必然会被人讥刺，说他将对杜受田的不满，发泄到人家儿子身上。“公报私仇”这个名声，倘若为清议所播，担不起。

于是将剩下的五个人分为三等，景寿以反正的功劳，邀得宽免，不再加罪；穆荫、匡源、焦佑瀛，革职永不叙用；杜翰则定了充军，发往极北苦寒的乌苏雅里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