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，照射进了雄伟的建极殿，此刻正是上午，崇祯皇帝正会同手下的诸位重臣在此议事。

坐在龙椅上的崇祯皇帝脸颊消瘦眼圈通红，神态颇为憔悴，在清兵入侵的这一段时间里，他着实是被折腾得不轻，每日需要他处理的奏折相比以往几乎翻了三倍之多，但他咬着牙依旧坚持着每日批阅奏折直到深夜，这两个多月来，崇祯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

然而体力上的疲累也就罢了，更加累人的却是心态的疲累，由于大明日益腐朽的吏治，各地官员造假成风，他们给皇帝的奏折里面很多内容都掺杂了大量的谎言，难以分辨真伪。

倭国曾有个很出名的电影叫做罗生门，一名武士被人杀死，卷入此案的众人各执一词，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表述或是编制谎言，从而使得此案的真相扑朔迷离，难以破解。

崇祯如今面对的局面，可以看成是罗生门的扩大化版本，清军入侵，糜烂千里，为了推卸责任，所有涉及其中的文臣武将，从自身的利益出发，在给皇帝的奏折中，禀报着一些真真假假各种各样的信息。

这使得崇祯的工作量一下子又增加了好几倍，因为他要在几分不同的奏折中，经过缜密的对比和思考，找出事实的真相，还原当时的真情实景。

这种奏折看多了，直接导致崇祯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大大提高。

所谓决策，无非就是根据手头已有的情报经过分析，做出最终正确的决定，但是崇祯收到的是一堆乱七八糟真真假假的情报，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人很聪明，又是如此的勤政，结果却把大明的江山越搞越乱的原因之一。

其实锦衣卫和东厂作为天家鹰犬，皇帝的耳目，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皇帝获取真实的情报，只可惜这两把刀也被崇祯自己给废掉了。

崇祯登基之时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，岁数不大，经验尚浅，随后在东林党的忽悠下，他诛杀了擅权的太监魏忠贤，没了魏忠贤的制衡，直接导致此后东林党人充斥朝野，势力尾大不掉，最终将大明拖入了覆灭的深渊。

魏忠贤活着的时候，四海之内虽然也有反贼，但是从来都没达到像崇祯执政时的那种乱贼四起的地步，充其量都是一些小规模的毛贼，很轻易便都被官军给剿灭了。

并且那时大明的财政状况也很好，魏忠贤死的时候，给崇祯的内库留下了大笔的银钱，东林党众正盈朝之后，慢慢地崇祯反而没有钱花了。

魏忠贤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他恰好可以形成对东林党人的制衡，他派去大明全国各地的税监，目的固然是为了自己捞钱方便，但客观上，收益最大的还是皇帝的内库。

魏忠贤死后，各地镇守太监纷纷被召回，崇祯自己主动断掉了这条财源，而过了数年之后，当资金窘困的崇祯打算重开矿税时，却被大臣们以‘皇上不可与民争利’为由，给阻止住了。

在东林党的怂恿下，崇祯自己更是主动地把‘迫害忠良’的锦衣卫和东厂的职能大大地削弱了下来，直接导致了大明情报工作水平直线下降。

于是，崇祯就这样勤勤恳恳地不断地出着昏招，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王朝好，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加快了大明王朝的覆灭速度。

从清兵刚开始入侵时的茫然无措中清醒过来后，大明的大小官僚们纷纷开始推过揽功，把兵败的责任推到同僚，下级甚至是上司身上，开启了互咬模式。

首辅刘宇亮首先发难，他在朝会上当众向崇祯皇帝上奏，指责山东巡抚颜继祖尸位素餐，碌碌无为，在清兵入侵之时没有承担起他该承担的责任，没有站出来组织应对清兵的入侵，只敢带着手下士卒龟缩在德州城中，坐视清兵围攻济南，以至于山东的形势一片糜烂而难以收拾。

巨鹿之战后，大明在北方的野战军团毁于一旦，但主将卢象升战死，高起潜又是皇帝家奴，刘宇亮也不想得罪他，主持兵事的杨嗣昌深受崇祯皇帝信任，也是得罪不得。

于是想来想去之后，刘宇亮最终拿颜继祖开刀，炮轰颜继祖玩忽职守，直接导致了山东的乱局。

随后得到消息的颜继祖急忙也是上奏自辩，说道自己只有三千士卒，实在无力与十余万清军出城野战，去解济南之围，至于刘宇亮对自己的指责，他则分辩说是自己也曾四处派人传信，调遣兵马，但各路兵马无一听从他的命令。

颜继祖的意思是，不是他不想指挥，实在是各地的军队不听命令。

得知颜继祖的奏折后，山东各地的大小军阀也纷纷开始给崇祯上奏折，撇清自己的责任。

高起潜的密折里说他从来没有接到任何的出兵命令，兵部的没有，颜继祖的也没有，而其后被崇祯授予总督山东兵马的赵无忌也并未有命令给他，所以迟迟没有接到指令的高太监，便一直带着手下，忠心耿耿地守在临清州待命。